《共和国往事》没有用一种先验的政治或者道德观念来演绎和评判每一个人、每一辈人的价值选择,而是保持了一种人生态度的开放性。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刘存义对信念的执著,也不能简单地批判刘敢斗对功利主义的追求。重要的是活着应该有一种精神,就像刘存义、孙成惠那样,即便受难也会感到充实,甚至无悔无怨。无论风云多么变幻,人都不应该丢掉人的样子,也许这正是电视剧最重要的人文启示。
从总体上看,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创作态度和制作水平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,它塑造了许多富有个性并富于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,不仅主要人物丰满完整,成为了时代的象喻,而且一些次要人物,如虽然痞气但却有情有义的孙成伟、新时期的女性“暴发户”刘敢斗等等,则更加色彩鲜明,不仅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丰富性,更对历史再现提供了多样性。